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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一苇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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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傳奇報人余紀忠 (用副刊创造读者)  

2012-08-19 08:31:21|  分类: 转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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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奇報人余紀忠

【楊照】
  因為心中有理想的報紙要實現,所以辦報就要用心關注培養對的條件。最重要的條件,一是人才,二是社會上的閱讀基礎。正是在這兩件事上,余紀忠先生留下值得一說再說的傳奇。
  那年春天,我帶著家人到京都休假賞櫻。回到台灣,才下飛機出登機門竟然就有大批攝影機等在那裡,一片混亂。原來是我不在的那幾天中,「新新聞」與副總統的官司一審宣判,新聞同業們辛苦守候,要知道我的反應。
  好一陣折騰,終於到家,撿起丟在院子裡,多日累積的報紙,還來不及查看跟官司有關的報導,先看到了四月十日「中國時報」的頭題:余紀忠先生病逝。驚訝之中很自然地先翻看與余先生有關的消息,在那半個多小時的時間中,完全忘卻了自己切身的困擾。
  {余氏傳奇 報人風範}
  我沒有真正見過余先生,不過我的成長過程中聽過許多「余式傳奇」,後來我往來甚密的友朋、同事、上司,多有深厚的「余氏淵源」。不是余紀忠先生本人對我有什麼樣的影響,而是我間接體會的余紀忠風格,決定了我對新聞工作、對「報人」角色的基本理解與不變價值。
  彼時有像余先生那樣的「報人」,此時卻只剩下「媒體大亨」了。「媒體大亨」在這個社會上的形象突出清楚,以至於漸漸大家快要不記得甚麼是「報人」了。
  「報人」當然辦報,而且專心辦報,將辦報視為目的,不是贏得財富或地位的手段。更重要的,「報人」心目中有他理想報紙應該長的模樣,念茲在茲想辦法實現實踐那樣的報紙。
  因為心中有理想的報紙要實現,所以辦報就要用心關注培養對的條件。最重要的條件,一是人才,二是社會上的閱讀基礎。正是在這兩件事上,余紀忠先生留下值得一說再說的傳奇。
  {伯樂重才 拔擢善任}
  「中國時報」任用人才的故事,流傳甚廣。第一重點是余先生永遠在第一線上找人才,同時也找挖掘人才、挖角人才的方法。那麼大一家報社,日日要出報,後面又有威權時代的新聞檢查要應付,余先生卻將最多的時間留給「人」。來自四面八方,為了不同理由進到報社的人,後來幾乎各個身上都留有余紀忠的精神印記,都有他們自己對 余紀忠的記憶。
  第二重點是,這麼多余先生自己找來、留下來的人,個性卻五花八門,莫衷一是。在用人上,余先生不相信標準答案,也不隨便從俗,遠離科學,靠近藝術。「中國時報」採訪編輯部門,新聞系所科班出身的人,往往反而不吃香,相對地,原先大學時代唸歷史、唸政治的比較受到重用。對余先生來說,新聞技術很容易上手,不需要學歷背景,重要的是真正的專業底子,下筆寫得出內容的基礎。
  在余紀忠時代,「中國時報」天天都有「少年得志」的故事。因為余先生也不信資歷、經驗那一套。他相信自己的眼光,他相信年輕人獨立特殊的個性,他相信給了足夠的信任,年輕人就能扛起重任來。他不次拔擢了數不清的年輕人,給他們一塊讓他們自己都大感意外的空間,進而讓他們做出了自己都不曉得自己做得出來的成就。
  也因為這些年輕員工的氣盛氣豪,那個年代不管社會如何快速變化,「中國時報」都不曾落後其腳步,衝得比誰都快。
  {靠近藝術 刺激創作}
  「中國時報」會衝要衝,另一個理由是余先生從來都不是要辦迎合當下讀者的報紙。與其說報紙服務讀者,還不如說報紙創造讀者。做出對的內容,然後用各種方式創造出關心、接受這些內容的讀者,這是「中國時報」在七○、八○年代,最重要、最特殊的精神。
  其背後,當然就是余紀忠的風格與信念。「中國時報」不是客觀的報導者角色,在那一、二十年間,「中國時報」也是台灣文化藝術發展的參與者、打造者。獲得社會上大量報份的肯定,「中國時報」率先將辦報的重點轉向副刊,也就是選擇了將報業成敗賭在文化藝術內容上。我們看到後來副刊的熱火表現,往往就忘掉了這樣一個決定原初的激進性格,以及其中隱含的高度風險。
  一方面用副刊,乃至於其他相關版面,尋找文學、藝術、文化創作題材,藉由報紙的力量拉高其能見度,另一方面,余先生又以私人的關係協助這些創作者,在不利的環境下維持創作活力。雙管齊下,為那個特殊的藝文時代煽風點火。
  {創造讀者 播種未來}
  洪通、朱銘、雲門、新象,這些原本都不是台灣社會會有興趣的題材,換句話說,那時的台灣其實並不存在對洪通、朱銘、雲門、新象好奇的現成讀者。以此時媒體大亨敏銳的市場眼光看,沒有一點道理要報導他們。然而彼時的「報人」卻願意用最大的版面將這些新鮮的文化活力介紹出來,幾乎是半強迫地要求台灣社會注意他們,他要的,是種下會對這些成就發生興趣的種子,等種子發芽長大,就可以支撐一份更有文化藝術內涵的報紙。報紙要創造讀者,不能只是討好讀者。
  俱往矣,那樣一個還有「報人」的有趣時代。那個時代在我到京都賞櫻那時就悄悄落幕了。我還記得那個晚上,讀著報紙,我已然清楚明白余先生逝世的新聞,比我自己遭遇的官司,要重要得多。同時也在整理回憶關於余先生的種種說法中,加強了信念,知道自己在做的新聞、媒體工作,不論有什麼奇怪的打擊挫折,都應該有其最根源的價值,也該有其最深厚、不可動搖的堅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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